细菌和抗生素的发现是现代医学的两大台柱。但是由于细菌的种类浩如瀚海，人类有限的精力根本不能尽情探索。就已知的细菌来说，抗生素原本可能应付的了，可惜细菌不但产生了抗力，而且不断转形。比细菌小几十倍的滤过性菌——病毒，抗生素根本无奈其何。是谓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这可说是现代医学一个生死存亡，巨大头痛的问题。因为不论医学的外表形象有多雄伟，只要药治不了病，任你舌辩如簧，也是无济于事。 

靠以抵制细菌的抗生素是化学药品，其学理是采取“对抗”与“杀死”的原则。从哲学来看，它是不断制造矛盾与扩大矛盾，所采取的唯一手段是拼个你死我活。从化学药品抗生素的实际性质来说，当他进入人体之后，并没能独具慧眼，专杀坏人——细菌，他是好坏一齐杀。因此病人一旦给予抗生素，如果运气特好，一下子细菌全死，炎症全消。否则，如果细菌未能全部被杀，则必转移阵地，潜伏于地下，等到用药告一段落(化学的抗生素毒性太大，用量必须有一定的限制)，细菌逐渐恢复生机，于是发炎，病情反复。几次反复后，抗生素对细菌就完全无效，而使病人的免疫力大大减损，更蕴为细菌的温床，以成难治棘手的慢性瘤疾。因此，抗生素在普遍一再施用之后的今日，已成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芦缟。早在60年代，无数的医学家就提出过许多警告。从前一度表面上似乎绝迹的肺结核、梅毒、淋病、伤寒等都因抗生素的失效而再告猖撅，并且病势比前更厉。德国的顺势疗法(Homeopathy)学派，更严厉主张，抗生素从头就没有真正消灭过细菌，只不过是暂时把它们压制。如果它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机会及时反攻，它们的子孙都埋伏在血液里，变成遗传的因子，在人的下一代身上变形地作闹。比如一个人的祖父有过梅毒，似乎是治好了，再没有发过病，后来却心脏病发作而死。其实是梅毒菌在心脏里发作致死。同时他的儿孙都生来就有心脏机能的缺陷。这也是细菌病理学的一部分，只可惜是没有一定有效的解决方法而已。

 
再回头从道学来看，中医秉承大道的哲学思想，从矛盾的统一方面着手。天下众生，长在三界之内，活在五行之中，相生相克，各依本性本能互存，也各依本性本能相斥。所谓：一物自有一物降。比如说，白蚁什么木头都吃，唯独不吃红木。所以用木材造屋，不论如何杀虫保护，早迟也必要毁于白蚁，如果屋为红木所造，不劳杀虫保护，几百年也能安然无恙。是所谓：识透了物性，以逸待劳，小小秤锤能压千金。说穿了不过是因势而利导之而已，这就是人类的真智慧。再比如一个橘子在屋里放上一两个礼拜，发霉泛酒气，人就吃它不得了，因为细菌先了一步。即使是新鲜橘子，人爱他，细菌也爱它。人一旦把它吃下肚里，它滋养了人，也同时滋养了人体内的细菌、霉菌和三虫。可是换了“白术”，同样是植物，其性质则大不相同：一片白术切了放在那里，几年都不变，因为虫、菌都不爱吃它，敬而远之。这小小一片白术，它所含的营养，简直难以想象。光是甲种维生素的含量，就是等积鱼肝油的22倍。人若是吃下白术，体内的虫、菌都自动节食，终成饿殍。而人体却得到超等的营养，越加强壮。这是中国人才有的智慧。 

《伤寒论》里的“小柴胡汤”，以柴胡、半夏为主，它们既不主动杀伐，与任何人无损，但虫、菌见了，却自动退避三尺。人体一面得了它们的超等营养，一面平平安安的清除了病原体。再加方内的人参、大枣、甘草等大大增强免疫力并调整各部机能。因此发现“小柴胡汤”是祛虫的和平特效药。小自阿米巴，大至条虫，二十多年临床，百试百验。还有最要紧的好处，你不杀它，它也不必对抗，根本没有因抗药性使药物失效的顾虑。比起西药里唯一广泛应用的杀虫药Flagyl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化学的Flagyl毒性极强，可以杀人。药用时使人头昏呕吐，腹痛如绞，脚腿抽筋，麻木不仁，口苦舌敝，饮食无味等等副作用，不一而足。病人服此药者都被药杀得奄奄待毙，抱怨痛苦至极，生不如死。用久了产生抗药性，弄到虫强人弱，副作用倒完全不见减轻。一旦换了“小柴胡汤，则生气勃发，兴致昂盎，而奄奄待毙者却是自然排泄出来的虫。现代医学的细菌病理学，好似张献忠立下了《七杀碑》，杀杀杀!杀杀杀!杀!西医药的原则是“硬斗死拼”——力敌，和中医药的原则是“因势利导”——智取，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效果上，都是天渊地别。 

同理，在用抗生素治疗后，梅毒验血永远得不到阴性反应的许多案例里，服用“当归紫根牡蛎汤”三个月内就可得到阴性反应，表示梅毒真的被清除了。